《三体》之前，中国科幻做过哪些努力？

824期 | 2023.09.18

本期导读

一本《三体》为中国科幻打开了大门，让中国科幻成为世界的科幻，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窗户。

在《三体》之前，中国科幻已经历了好几个时期。虽然幻想传统在中国文学中古已有之，但科幻题材真正进入中国还要从1891年《万国公报》连载美国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作品《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算起。

本文作者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时期（1902-1911年），中国科幻的萌芽期；第二时期（1911-1949年），结合科幻主题、展望中国未来的民国科幻；第三时期（1949-1966年），“向科学进军”大背景下的科普型科幻；第四时期（1976-1990年），科幻文学的复苏、发展与“低潮期”；第五时期（1991-2010年），中国科幻再青春；第六时期（2010年至今），后《三体》时代的中国科幻。

追溯中国科幻的发展史，一代代的科幻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土壤中，经历时代的风雨浇灌，结出的果实闪烁着属于各自时代的精神底蕴。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步伐，领略百年中国科幻的六个时期。

试谈百年中国科幻的六个时期

■ 本文作者：赵海虹（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 内容来源：《东方学刊》2023年第2期

近年来，科幻研究日益成为中国文化研究场域的热点，2021年，笔者受孙建江老师之邀，为“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系列丛书的“科幻卷”选编作品，有赖各种前置研究的指引和多种历史选本的积累、学友的助力，特别是中国科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三丰（本名张峰）和小伙伴们建立的“中文科幻数据库”网站与“久隆计划”的信息与资料支持，吴岩、萧建亨、董仁威、星河、杨枫、李广益、飞氘、任冬梅、宝树、彭柳蓉等各位师友的无私帮助，历时近两年，终近完成。

根据“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全系列的体例，全书以作者生年排列，独著作品每位作家仅选录一篇，使得丛书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百年作者群像。借“百年百篇”的选稿爬梳百年来的科幻作品时，笔者得以系统梳理中国科幻的发展源流，看到一代又一代的科幻作者在每个历史时期独特的土壤中，经历时代的风雨浇灌，结出了何种果实。近年来，已有较多研究和专著从诸多角度对中国科幻发展史进行了深度挖掘，如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1-5册）》（2017年）、董仁威的《中国百年科幻史话》（2017年）、宋明炜的《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2020年）、吴岩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2022年）、贾立元的《“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2021年）、李广益关于《三体》和“后人类”主题的系列研究和詹玲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2022年）。笔者试参考各家之言，并结合本次选编工作所得，对中国科幻创作时期做出以下梳理。

以“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丛书·科幻卷选编作品的首次发表年限为基础，向前追溯，可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时期（1902-1911年），中国科幻的萌芽期；第二时期（1911-1949年），结合科幻主题、展望中国未来的民国科幻；第三时期（1949-1966年），“向科学进军”大背景下的科普型科幻；第四时期（1976-1990年），科幻文学的复苏、发展与“低潮期”；第五时期（1991-2010年），中国科幻再青春；第六时期（2010年至今），后《三体》时代的中国科幻。

一、第一时期（1902-1911年）：

中国科幻的萌芽期

1917年新文化运动启动之时，中国科幻小说已经问世多年。有赖于叶永烈从1980年代开始的追溯，一代又一代中外学者的钻研，清末科幻小说以及它对中国当时文化的影响已经逐渐成为显学，国内学者如贾立元、李广益、任冬梅；日本学者武田雅哉；美国学者王德威、宋明炜都有重要研究问世。要注意的是，“将晚清作品界定为科幻，是立足于今天发展成熟的科幻文类，溯游而上，寻其渊源”，晚清发表的这类作品，并未自称“科幻”，而往往以“科学小说”“哲理小说”等名目出现。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中的名句“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一直被中国科幻研究者作为科幻小说曾经在中国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证明。

科幻小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因为“科幻小说是西方文明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的变革力量所做出的反应”。中国本土的科幻创作萌芽期受到了译介作品的直接影响。

1891年12月《万国公报》开始连载美国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作品《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用元小说式的梦中之梦的结构，讲述生活在1887年的美国青年韦斯特沉睡了100多年后在2000年的波士顿醒来，发现自己身在一个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有制社会里。现有研究认为，这是科幻题材进入中国的开始，小说中所蕴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阶层代表如康有为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启发他创作了中国本土乌托邦代表作品之一——《大同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称，早在万木草堂授课时期（1891-1895年），康有为就已开始创作《大同书》，但并未公开发表，仅私授陈千秋、梁启超等弟子。据房德龄考证，此书受《回头看纪略》影响，兼糅《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大同说的中国古代观念。康有为自称《大同书》是1894年所作，但其正式发表，则要等到民国时期了。

在《回头看纪略》之后，凡尔纳的小说开始被译入中国，从英文转译的《八十日环游记》（1900年），从日译本转译的《十五小豪杰》（1901年)、《海底旅行》（1902年）、《月界旅行》（1903年）等纷纷问世。而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先驱作为这些“科学小说”的翻译者，对于这种新门类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据统计，晚清科幻总计约200种，其中译介100种，在不到100种的创作中，原创与翻译的界限比较模糊。对译文的删改、发挥大量存在；将译作改头换面直接作为创作出版亦有发生。总体而言，晚清科幻仍处于模仿的萌芽阶段。

贾立元指出，虽然幻想传统在中国文学中古已有之，但科幻文学在中国的诞生，是“作为一种对全球现代化的回应”，与“列强对殖民地进行的残酷征服与掠夺，以及古老文明的亡国灭种危机直接相关”。科幻小说因其能够服务于“改造国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成为沉沦中的老大帝国的知识精英们的“复杂情绪和普遍期待”。

应当注意的是，晚清科幻“承继了中国古典幻想文学和文化的根脉”，小说中对未来科技的幻想往往结合了传统想象中的志怪元素。这一时期的作者由于缺少完整的科学教育，小说中常有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想象。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8年）和许指严的《电世界》（1909年）等。但在科技奇观和外星殖民的幻想背后，体现了半殖民地时代的晚清中国人重振国家、追赶西方世界，甚至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引领者的期许。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殖民压迫的愤懑、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也常被托言为政治幻想作品，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这些描写中国如何在未来建构新体制、战胜侵略者的政治幻想主题，与科技奇观型幻想一样，都将被民国科幻继承发展。

二、第二时期（1911-1949年）：

结合科幻主题、展望中国未来的民国科幻

民国时代的科幻作品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晚清科幻小说的延续。这一时期的科幻大致有以下四类主题。

（一）社会制度想象：乌托邦与恶托邦

与晚清科幻想象未来体制更迭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不同，民国时代的国人已推翻千年帝制，进入之前仅在小说中幻想过的“民主共和”的中国，然而新政体下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民国仍是列强鱼肉的对象；晚清作者时常想象，共和体制下国家就会迅速强大，然而这类第一时期常见的政治幻想在第二时期破灭了。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民国时期正式出版，梁启超曾惊叹《大同书》思想之惊世骇俗，称之为“火山大喷火”。

在《大同书》想象的未来世界中，社会经济运行颇有贝拉米小说的影子。但是，为了进一步颠覆传统观念、打破家族私有，康有为在书中提出“破家界”：男女平等、男女同服，从外观上尽量抹杀两性差别；且男女无婚约，仅签署一年期的同居合同，生子由政府集体抚养，孩子成年后参加公共服务，老来由政府照顾；无家族、国家之别，天下大同。此书虽得名于战国时的《礼记·礼运》大同篇，书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亦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语言与思想有浓厚的佛教思想印记，以“破界”而非流血革命作为建立大同世界的路径，也难免流于空泛。1913年刊登在《不忍》杂志上的《大同书》甲乙部尚未涉及“破家界”等惊世骇俗的内容，康有为去世后，全书于1935年才由其学生钱定安整理出版。彼时共产主义的思潮早已席卷中国大地，而日本又发动了残酷的侵略战争。这样一部本当出世时为“大地震”的奇书就在战火之中被湮没了，并未引起多少震荡。

与《大同书》相比，老舍的长篇科幻小说《猫城记》则有更明显的模仿手法，作者自述受威尔斯的《月亮上的第一个人》影响，同时亦有观念来自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品发表于老舍1932年旅英归来不久，面对国内混乱的政治生态，他将对时局的失望倾注在这部反乌托邦作品中。小说中火星上的猫人，当是作者眼中贪婪腐化、守旧怯懦的国人的象征，在被最残忍的“矮人们”侵入后，猫人们灭绝了。“我”唯一的两位猫人朋友“迷”和“小蝎”在面对民族无可拯救的命运时双双自杀。来自地球的“我”是猫人眼中的外国人，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当时欧美人在国人眼中的形象，相比于猫人，“我”被描绘成更加文明的种群。这与老舍在创作时刚刚归国，面对中英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反差尚未适应，同时也还未形成对中国的透彻认识有关。在他后来的著作如《四世同堂》里，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正面认识显然就丰富多了。

晚清开始科幻创作的许指严在这一时期也创作了一些描写理想社会的未来小说，但想象的时间跨度不大，改革设计也比较温和，与其他一些延续晚清风格的乌托邦科幻一样，并未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娱乐大众的小说：主打新技术下未来生活的新奇感

任冬梅在研究中指出，如果晚清科幻曾有“某种启蒙和精英的色彩”，民国则出现了平民化的通俗科幻，“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包天笑创作的科幻就是主打娱乐消遣方向，这既是西式启蒙运动在现实中梦想幻灭所致，也是科幻文类发展之后，其自带的通俗小说方向被开发的结果。《活动的家》（1922年）、《三十年后之西湖》（1923年）这类短篇科幻都是展现新技术下的新生活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重在近未来世界的美好生活场景描写，如多功能汽车“活动的家”，相当于现在的房车，但那时作者就给它设计了自动驾驶的功能。工程师和妻子坐着“活动的家”游览了30年后的杭州西湖，看到一个未来的便捷社会。小说里设计的种种如电报局、巨型剧场，今天早已成真。因为小说的主旨在于营造新奇感来愉悦读者，所以有别于当时的科普性科幻或第四时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三）科普教育：以科学知识为核心

自晚清以来，以推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为主旨的科普型科幻在中国科幻的各个发展时期都从未缺席。“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丛书·科幻卷选入的第一篇小说《女博士》堪为民国科普型科幻的代表，作者署名为朱敏娴女士，生卒年不详。故事讲的是浙江嘉兴南湖渔村一隐士王苏家的小姐宝珠，平日在外国人开的女书院读书，放假回家时给家人讲述学校里学到的新奇知识。她的婢女“痴丫头”听得最是入神，时不时做起实验来：听到小姐说的“硬水软水”之别，她就想踩着“硬水”去摘河里的荷花，差点溺水；听小姐说水可以分解成氢氧二气，她便在锅盖上开洞，套个布袋子收集氢气。如此种种，主母生怕她招惹出什么祸事来，便把痴丫头遣回了父母家。小说结尾，回家后的痴丫头依然求知若渴、实验不止，居然发明了一种新物质，其名为“钌”，“凡妇女经此原质照应，顷刻间肌理细腻，骨肉停匀，肤白如雪，血红如桃。因此，环球各国的化学大家开会讨论，承认痴丫头为女博士云云”。

小说以一位喜欢“研究天地间一切物质的变化”的小姐开场，故事渐渐展开后，读者却意外发现，被卖到王家的“面目黛黑，身体肥胖”的“痴丫头”才是主角。其中描述她痴迷于科学的种种行状，读来既让人好笑，却也有一分可叹与可敬。作者通过宝珠之口将各种具体知识娓娓道来，又通过痴丫头的各种实践，为读者加深印象的这些知识，在今天是小学生的常识，但对于1917年的广大妇女，却是有待普及的科学新知。因此，这篇小说完全符合当时对“科学小说”要宣传科学知识的要求，而“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的体系化是民国时期科幻创作中出现强调科学性这一脉的重要诱因”。

1917年开启的新文学运动，始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两篇雄文。在新文化运动思潮中，“赛先生”（即科学）与“德先生”（即民主）一道，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解救民族危亡的良方。因而《女博士》中分属社会不同阶层的王家小姐宝珠和痴丫头，都是科学爱好者。

此外，“发现儿童”也是新文化运动后涌现的一种文化自觉。《女博士》的主角是个痴憨的少女，属于儿童范畴，与选本主题牢牢相扣。小说中对她的各种细节描绘，也透着一点孩子气的天真，到最后一段，这天真竟升华成了百折不挠的科学家精神。

还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已然出现了一定的阶级意识和平等主义的自觉。叙事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成为“女博士”的居然不是美丽的小姐，而是自小被卖到王家的黑胖丫头。彼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尚未发表，《共产党宣言》也还未被译介。因此，这里的平等观可能来自中国传统中打破阶层固化的“宁有种乎”精神，相信科学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哪怕是一个曾为女婢的小女孩的命运。

（四）想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小说：往往伴随着对技术的忧思

“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丛书收录的民国时期短篇作品大多可以归入此类，例如，叶圣陶的《旅行家》（1922年）、叶劲风的《十年后的中国》（1923年）、徐卓呆的《人造人种》（1923年）、筱竹的《冰尸冷梦记》（1935年）、包天笑的《无婴之村》（1941年）、许地山的《铁鱼的鳃》（1941年）。

《旅行家》因为发表在《儿童世界》，语言活泼，有一定的童话色彩。小说通过一位外星旅行家来地球游历，对人类文明的现状不满，便赠送了一种万能的生产劳作机器给地球人，从此解决了人类的长期匮乏。与这篇轻盈的乌托邦式科幻童话相比，叶劲风的《十年后的中国》虽也是某种科学发明的故事——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威力无比的W光，从此让中国在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但（结尾处）用元小说手法让作者的家人将他嘲笑了一番。结尾仍是开放性结局，叙述者对于是否能出现那么一个人才、为中国做出这样了不起的事业，他还是“等着瞧”的。

“科学家以独特发现改变世界”这样的情节在中外科幻里都很常见，如许指严的晚清科幻《电世界》就曾设计了这样的情节：科学家发现陨石里的新元素，能产生源源不绝的电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强大的中国还打败了白人侵略者。相比之下，叶劲风的短篇结尾——“家人的嘲笑”这个情节则体现出民国人面对现实的苦涩。

中国早期电影家、科幻作家徐卓呆的《人造人种》描写了一种介于“机器人”和“生化人”之间的新生命，考虑到它们无需饮食、排泄，机体不消耗能量，以及工作20年报废的特点，更接近于机器人。小说中的博士为了解决20世纪的痼疾——劳资问题，发明了人造人种来替代经常罢工的劳工，从事各种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原先的劳工转而从事服务业，人类则享受了一小段“无所事事”的幸福时光。但发明人不慎发明了有自我意识的人造人种，它们就起来造反，把全部人类，连同自己的发明人都杀了。但因人造人种无法繁衍，自己也很快就灭亡了。

相比之下，在西方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弗兰肯斯坦博士造人的行为被视为狂妄的渎神之举，小说主题亦纠结于人的哲学定义；徐卓呆则从具体社会问题开始思考，围绕劳资关系展开。“但工厂、铁路、机器、矿山及原料品，不可破坏。其余一齐拿来灭尽。然后各自去劳动，劳动不可中止”这段人造人种的“造反宣言”透露的对劳动的重视程度简直至高无上，或者受刚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将劳资纠纷和工人受压迫视为总体资源匮乏带来的恶果，而能工作20年、无需能量摄入的“人造人种”一如不需要能量的机器人，都是“永动机”式的脱离实际的幻想，但背后反映的却是真实的问题。小说借空想的人造人种回避社会压迫，但并未脱离科幻小说常见的忧患意识：产生个人意志的人造人种最终会毁灭人类——这与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何其相似。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讽刺并未止步于此：尚未掌握自我制造技术的人造人种因为没有生殖功能，在杀光人类后，自身仅一代就灭绝了。

《冰尸冷梦记》面对的现实是民国时代不景气的紧缩经济，主人公吴村用药物“冬眠”，在200年后的世界醒来。彼时地面上战乱频仍，人们都转到地下居住，但新技术也带了一点好的变化；通过科学家的悉心栽培，农作物和家畜的体积变得很庞大，食物匮乏问题得以解决。国人在现实中对于食物的匮乏记忆，使中国科幻作家时常在小说中构想各类生物改良技术，以此生产培育大型甚至巨型动植物，此类主题跨越了之后所有的创作时期。

作为对威尔斯《未来世界》具体情节的逆向模仿，《无婴之村》其实并不成功。作者是著名报人、翻译家与小说家包天笑，他在文后的“按语”中解释：威尔斯在《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情节，中国人想做杀人瓦斯，却因为潦草慌张配错了公式，意外制成了断绝生殖力的瓦斯气。包天笑不满这个情节对中国人科学能力的歧视，于是在小说中对应设计了一位中国老博士，他发明了断绝女性生殖力的瓦斯气，但这位“忠厚长者”之后为了保护人类未来，对外谎称忘记了发明公式，不再将其外传，避免了大范围的人类灾害发生。在他携带实验品的过程中发生了轻微的泄漏，结果造成路过的村庄成为无婴之村。作者将小说内核设计为“中国人有能力发明断绝生殖力的气体武器，然后出于公心不使用它”，以此弘扬民族信心——这个设计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不伦不类的尴尬。虽然作者出于反对西方文化偏见的好意而创作，但小说背后科学伦理的缺失反而会加重这种偏见。或者这正是“创作模仿期”的常见错误。幸而作者擅长描写具体生活，对无婴之村种种生活样态的勾画鲜活生动，符合描绘“具体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变”这种科幻观察点。而对于生化武器、“断子绝孙”的恐惧，或者也侧面流露了1941年时民间对战争的恐惧心理。

《铁鱼的鳃》则是同期入选短篇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篇，许地山的叙述委婉曲折，将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密密织入小说细节中，不时闪露草蛇灰线。故事中退役的工程师雷先生发明了能制造小潜艇的利器“铁鱼的鳃”，但他空怀一腔报国心，却在混乱的时局、昏聩的政府里无从施展。最后，雷先生坐船时失手将发明掉进海中，不禁急火攻心，也一同跳了海。对此结局，作者托言于文中的黄先生感慨：“那铁鱼的鳃，也许是不应当发明得太早，所以要潜在水底。”简言之，科学技术救不了制度腐朽的国家；同样，科幻小说在这一时期，也无法满足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需求。自此，远离战斗现实的中国科幻创作，在这一时期陷入了沉寂。

在晚清起重要作用的外国科幻译介在民国早期更加丰富，其中凡尔纳、威尔斯、柯南道尔的小说被译较多。威尔斯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对读者有较大影响。但与原创科幻一样，在社会进入动荡期后，译介工作也走入了低谷。

中国科幻创作中的这种断代性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整个民国时期，政治动荡、山河破碎，在日寇侵略的战争阴影下，在国家危亡之际，能直接呼唤民族奋起与团结的文学走到前台，而幻想小说相对退隐幕后。某种程度上，科幻文学的蓬勃有赖于安全稳定的大环境，当面临真正的危亡时刻，写作者不再热衷“想象”未来的风险。同时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建立乌托邦的过程，当时的左翼文学致力于现实主义小说，描绘这种建构过程；而科幻小说在这一独特环境下，显得脱离实际，因此和童话等其他幻想型文类一起，在1930-1940年代走入低潮期。

三、第三时期（1949-1966年）：

“向科学进军”大背景下的科普型科幻

新中国前十七年的科幻文学，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向科学进军”“从青少年抓起”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科普性和儿童文学特点，并受到同时期大量译介的苏联科幻小说和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它们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文艺为社会服务、科幻为科普服务的特点，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王国忠、萧建亨等科幻创作者依托各自的科学研究背景，创作了新中国样式的科幻小说。

由于这一时期的短篇作品多在少儿科普杂志如《我们爱科学》，或儿童杂志如《中学生》等刊物发表，以对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大量作品结构较为简单，常以某种具体的改造生活的技术设想为核心构想来展开故事；科幻点的解说也常有技术员、科学家或老师来进行讲解式说明。从作家们的创作感想和各种回忆录来看，他们大多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够满意，认为将科幻小说局限于“儿童文学”甚至是更加具体的“科普功能的儿童文学”中，对作家本身丰富的创造力是一种禁锢，也束缚了科幻文类的发展。但其中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够打破简单模式的束缚，产生具有时代性的审美价值。

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1957年）努力突破“儿童小说”禁锢，讲述了筚路蓝缕的中国航天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在火星上克服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团结奋斗，以共产主义精神在火星建设新世界的故事。小说对火星场景的科学想象与壮美宇宙景观的描绘，使初探科幻小说这个门类独有的“宇宙美学”，“另辟蹊径地达成了共和国早期科幻小说梦寐以求的故事性、场景性与知识性合一”。由于《火星建设者》中体现的全人类团结奋斗的国际主义意识，使它得以彰显科幻小说“以人类为整体”的特色。

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一篇远超同时期科幻水准的佳作，但为何没能引起足够的反响？笔者认为，对新中国的读者而言，过于遥远的想象并不能激起他们的直接反应，就如这一时期主流的作品，都是简单的技术性科幻，因为一个物质丰裕的世界，或者一种能够让物质快速丰富、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才能满足1950-1960年代读者的心理需求。连基本物质生产都还有困难的时候，火星对读者来说太遥远了。

童恩正结合个人考古学专业背景创作的《古峡迷雾》（1960年），小说以中国西南的神秘民族巴族的神秘消失为引，在1930年代那个国难未已、人祸不断的旧中国背景下，结合那段历史中帝国主义者以考古之名进行文物盗窃的真实原型，展开一段扑朔迷离的考古科学幻想故事。小说结构精巧，情节复杂，主要人物性格鲜明，“标志着中国科幻突破儿童科幻故事的萌芽阶段，向真正的科学文艺作品发展”。萧建亨的短篇《布克的奇遇》（1962年）以爱犬布克被车撞死后“起死回生”的故事，运用悬疑手法，步步展开器官移植的科学设想，并涉及一定深度的伦理讨论。

刘兴诗的《北方的云》（1962年）则是一篇描写大气工程的科幻小说，将人类控制天气、改造气候的梦想科幻化，其中或有新中国初期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的投射。这一主题在后期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1985年）、刘慈欣的《混沌蝴蝶》（2002年），以及笔者的《云使》（2004年）和《云上的日子》（2017年）里都有涉及。

在“前十七年”的科幻文学中，以生物工程改造农业与畜牧业的小说最为常见，培育大型动植物的设想屡屡出现：如体型同大象一般的白猪、鸡蛋般大的谷粒，等等。这类小说的集中出现固然可能提供了“高科技发展下的物质奇景，似乎向读者保证了灿烂辉煌的共产主义未来”，或者是在特殊时代“保证革命精神纯洁的理由下”，物质欲望被压制后导致它在科幻文学中寻找合法的“倾泻之渠”。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警惕食物的匮乏。“民以食为天”，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国的存续离不开粮食这一重要物质基础。“大饥，人相食”，几乎是中国历史叙述中最惨烈的描述。就像现当代流行的网文中甚至出现了“种田文”这种特殊的门类；以及大众笑谈：不论上太空还是去月球，“种菜”都是中国人的本能——可见如何解决粮食问题，始终是国人内心深处的压力所在，这也许是中国科幻小说中频繁出现物质盛景的原因。即使它们不能摆脱同类苏联科幻小说的影响，但亦来自我们的民族记忆。因此，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冰尸冷梦记》（1935年），抑或是后代作家中何夕的《异域》（1999年）、杨晚晴的《稻语》（2021年）、杨建冬的《种植宇宙》（2022年），都延续了这种主题。正如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凉梦”，仍将打动一代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

王国忠的《渤海巨龙》（1963年）也是以科幻题材展现时代精神的代表作。《渤海巨龙》以从印尼归国的年轻姑娘阎毓的观察视角，进入渤海海峡大堤的工程建设现场，为读者描绘了围海造田的宏大场面。这个从蓬莱到旅顺的大堤全长150公里，将入海口完全围住，并将海水抽干，经过循序渐进的海底土壤改良，将之改造成76490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故事中塑造了“大海”这位充满主人翁意识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二舅等其他人物也各具风采。

更有浓郁的爱国情怀，从有趣的细节生发。

当大海问表姐为何随母姓时，阎毓答道：“这是我妈妈的主意……妈妈说，人们常用母亲这个称呼来形容祖国，我生活在国外，为了不忘记祖国，所以出国后就改用妈妈的姓。”

小说中展现出了斗志昂扬的建设精神，以及人民在社会主义早期对于共产主义远景和美好未来的信心。《渤海巨龙》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导向理想社会的途径——通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动，逐渐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小说中群众踊跃参与劳动的场景，也是1950年代全民投入各种公共劳动和义务劳动、共同建设国家的真实投射。这一时期以群众运动方式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成为国家农田建设的方向，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当曾经参与过那个时代的劳动者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隔着时间的铅幕，这篇小说却为我们留下了大规模义务劳动时代的历史印记和当时人们的精神。

从五年级的队员大海身上可以看到乐观、积极的时代精神：

“我们山东省的少先队员，正在这里，”大海指着一块蓝线条的小方块说，“建设一个少先村、少先农场和少先林场。将来的孩子，一定非常非常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曾为渤海工程出过力。”

大海的二叔则这样解释自己的不修边幅：

“灰沙，泥土，天天如此，习惯了。怎么？你这位‘外国人’看不惯？”二舅又恢复了调皮的口气。“有些外国友人跑到我们这儿参观，看到我们弄得全身泥沙，头发也没有时间理，胡子也不常刮，他们奇怪地问：‘你们不是常说，人是最宝贵的财产吗？怎么国家对你们这些共产主义建设者一点儿也不爱惜呢？’也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建设嘛，轻松、愉快，应该穿上雪白的衬衣、高级毛料服装，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订订计划，按按电钮，唱唱歌，喝喝咖啡过日子。他们不了解，按电钮是按不出工厂和农场来的，天天唱歌，即使唱破喉咙也唱不出共产主义来的。只有自觉的劳动，为共产主义大厦装进自己的一块砖头、一根钢筋的劳动，才是最愉快的享受。”

文学作品书写作者的经验，却需要读者用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加以理解，产生共振，来去之间，达成文学的沟通功能。《渤海巨龙》描写的故事虽然是科幻小说，却是1950年代读者可以心领神会的情节；一旦脱离时代，恐怕很难产生共鸣。这或许是这篇小说后来很少再版的原因。

2020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范文南创作的《中国2098》系列绘画在他的个人微博@铁憨憨公开展示后引起不小的反响，被网友们称作“大基建朋克”。组画中展示的未来世界与《渤海巨龙》中的宏大构想一脉相承，构思更为宏大，从地球扩展到太空。从画面特点看，《中国2098》系列更多受苏联社会主义美学的影响，突出人造建筑的宏大，并以此作为人类团结伟力的象征。2022年，重庆缙云山爆发山火，自发赶来救火的群众和消防员一起，组成了暗夜中闪光的“人字形”。那一刻，《渤海巨龙》中的精神在近60年后，熠熠生辉。而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上映以来，集体主义、群体英雄取代个人英雄主义的讨论方兴未艾。以上，似乎可见几十年前曾为主流的团结奉献、建设国家的积极心态开始在民间再度生发，与同一时期控诉竞争压力、反对内卷的“躺平”声浪，成为两种互相映照的社会底色。

四、第四时期（1976-1990年）：

科幻文学的复苏、发展与“低潮期”

随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指导下，科幻文学也伴随这一时期科学、科普的大发展，迎来了一段小阳春。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既有继承、发展1950-1960年代儿童科幻传统的代表作品，如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和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1979年）；也有与纯文学领域的伤痕文学同步的反思型社会科幻，如金涛的《月光岛》（1980年）、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1981年）、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1980年）等；更有多元发展的成果，如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年)、王晓达的《波》（1979年）、叶永烈的“金明”探案系列（1979-1982年）、宋宜昌的《祸匣打开之后》（1982年）等；但在1983年后，由于多种原因的复杂作用，中国科幻再次陷入相对低潮期。

这一时期科幻小说的创作风格除了延续1950-1960年代占主流的少儿科普样式，还启动了社会伦理、侦探、惊险、爱情等各种可能方向的探索，对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探索也得到了深化。一批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成人科幻小说——如《温柔乡里的梦》《月光岛》与同期纯文学领域的伤痕文学一起涌现，将对“文革”的反思通过科幻的形式扩展到对人类整体和人性的思考。作为深耕科幻的代表作者，郑文光的短篇《地球的镜像》（1980年）、《星星营》（1981年）、《命运夜总会》（1981年）都可归为此类作品。

短篇《地球的镜像》仅四千多字，讲述一位宇航员在地球的镜像星发现了外星人记录的人类历史，这些纪录片式的全息影像记录了历史中的混乱时刻，其中三个具体片段都与中国有关：郑和下西洋、火烧阿房宫和“文革”武斗。宇航员们推测，正是由于发现了某些地球人的野蛮，外星人才不愿与我们直接联系，因为“历史上并不总是先进文明取得胜利的”。让拥有更高技术的外星人都为之胆寒的“洪水猛兽”，原来是人性的黑暗——在这里科幻营造的宇宙大背景成了作者得以扩展批评尺度的特殊手段。“文革”历史带来的文化上、思想上的伤痕印记或独特反思在此后各个时期、不同作者的科幻小说中也偶有流露，并不仅限于这一时期，其中不乏姜云生的《长平血》（1992年）、王晋康的《天火》（1994年）和《蚁生》（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2006年，即《三体》三部曲第一部）这样的佳作。

新中国早期有所成就的科幻作者们，如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刘兴诗迎来了他们新一轮的创作高峰，他们的很多作品延续了“新中国前十七年科幻小说”的特点，同时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上都有所提升。发表在儿童杂志上的大量少儿科幻小说和诸多独立出版的长篇科幻佳作都成为1980年代儿童宝贵的精神养料。

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可以视为他1950年代发表的太空救援故事《从地球到火星》（1955年）的长篇升级版。短篇中，科学家们派飞船救回了被误发射到火星的孩子；而长篇里，陷入险境的是三位宇航学校的实习生，飞船被敌方启动，带着三个孩子飞向太空，他们团结一致，共同经历了种种太空中的险境，终于等到成年人的第二艘飞船与他们会合，将他们带回地球。小说在宇宙奇观的宏伟画面中，展现了三位中国少年在险境中学习、战斗与成长的历程，展现了勇气、友谊、对科学的爱与追求；加上小说中高浓度的技术想象和扎实的科学背景，使它成为新中国科幻史上的重要代表作。这部“青春与理想的赞歌”随后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1954-1979年）科学文艺类一等奖。此书也成为许多第五时期的科幻创作者们理解科幻小说的启蒙读物。

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1961年，他参与了著名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的条目编写工作，对于如何“将科学写得有趣”很有经验。1977年，他作为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编导受邀去上海的小学做讲座，校方征求学生的意见，给他的命题是《展望2000年》。成功的讲座带来了大量来自各行各业、对同一题目的讲座邀约，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全社会都那么迫切地想要展望未来呢？一位老师这样解释：“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很想具体地知道未来是怎样美好。孩子们是未来的建设者，他们就更加强烈地向往未来，关心未来。”于是他将自己1960年代创作的作品草稿，修改成广为人知的名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书中圆头大耳的小记者“小灵通”在未来市的种种见闻，寄托了作者对近未来城市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具体想象：小到“一顿稀奇的中饭”、大到房屋的构造，对种种未来新事物，如人造大米、新品种植物、家用机器人、原子动力的气垫船等的设想，满足了当时的读者，尤其是儿童强烈的好奇与求知欲，也满足了“向科学进军”的时代背景下，全社会迫切的技术渴望。小说首版后就反复加印，印数高达150万册，含连环画的总印数超过300万册，成为《三体》之前，中国最畅销的科幻长篇小说。在此后二三十年里，直到《三体》风潮兴起之前，叶永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几乎成为大众场域里中国科幻的代名词。虽然叶永烈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科幻探索，如将推理、惊险等通俗小说情节与科幻结合的金明探案系列，再如生物科学方向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社会科学方向的《腐蚀》等多种尝试，但“小灵通”成为他在科幻世界最闪亮的标签，他也在1984年、2000年两度续写了这个故事。

童恩正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成果丰硕。他将1960年的两万字短篇《古峡迷雾》扩充成长篇，这也是中国科幻中以考古内容结合中国历史与山川风貌展开的特殊篇章，成为中国科幻民族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从短篇到长篇的扩充与改编中，核心是“将帝国主义在考古领域内进行的文化侵略，由单纯的盗窃文物升格为‘以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为幌子、进行侵略正当性的辩护’这样意识形态的高度”，这种敏感与他常年考古研究的专业素养有关，他也是同时期作者中专门撰文强调过科幻小说与“民族性”关系的作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些仍保留了儿童趣味和儿童科幻的追求，如《追踪恐龙的人》《雪山魔笛》，但创作手法有进一步提升，能用优美的文字营造出神秘的氛围。

1981年访美归来后，童恩正对科幻小说民族性的探索更加成熟。短篇小说《石笋行》（1982年）、根据《列子·汤问》中偃师的故事灵感创作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1982年），乃至长篇科幻童话《西游新记》（1982年）都是他为科幻中国化、科幻民族化所做的重要努力。其中，《石笋行》堪称他科幻小说民族化的最成熟的代表作。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小说以杜甫描绘古成都景观的《石笋行》开场，将“成都市历史上的遗迹石笋”——这一“过去的象征”和“星际之间高级智慧生物的联系”——这一“科学的设想”“未来的象征”联系在一起。通过考古人员抽丝剥茧的分析，论证出这些石笋原来是外星派驻地球的自动观测器。小说推理严密，将现实与幻想、历史与科学熔于一炉，充满生活气息和真实感，疑幻疑真。

童恩正的后期作品完全突破了儿童科普作品的藩篱，和这一时期其他成人科幻一样，得以在纯文学杂志发表。塑造了海外爱国科学家群像、“为华侨正名”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年）发表后大获成功，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小说关于技术的细节并不多，反而旗帜鲜明地以塑造人物为主要目的，提出“科幻小说创作中应当重视文学性”的观点，推动了此后影响深远的大辩论——科幻小说应当“姓文”还是“姓科”？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积极加入了这个大讨论。

然而，当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后，魏雅华的社会科幻、叶永烈的刑侦科幻和当时社会上的某些通俗科幻引起了题材争议，此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1979年）还引起了“伪科学”论争，1983年后，国内科幻出版严重下滑，仅存于出版世界的边缘领域。

回顾这一时期，有重大影响的篇目无不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即使是少儿科幻，也有独到的意识。比如，萧建亨的儿童中篇《梦》（1979年）以特殊的学习机，让孩子在梦里学习，故事一波三折，生动有趣。作品的成功更应归功于作家深谙儿童心理，在故事中创作出了“杨毛头”等真实、生动的儿童形象，受到儿童读者的喜爱。在小说结尾，科学家如此介绍她发明梦境学习机的初衷：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学生毕业后知识很快就会落伍。“有人统计过：现在有一半以上的职业和专业，是三十年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所以，我可以肯定地对同学们说：要做一个现代的人，非得学习不可，而且还得不断地学习——学一辈子！”

小说中体现出的学习精神，符合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整体社会的心理，全社会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全民往前冲、拧成一股绳，希望能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希望能够尽快地更多地学习，更好地掌握知识，来建设国家。

1983年后，中国科幻进入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谭楷在《“灰姑娘”为何隐退》里反省了中国科幻创作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时科幻从1980-1982年平均每年发表200篇，下降到40余篇，可发表科幻小说的专门平台，也从20余家萎缩到《科学文艺》（即现在的《科幻世界》）一家。

1979年创刊的《科学文艺》，自此成为中国科幻的顶梁柱，由于杂志自负盈亏，主编杨潇和副主编谭楷为了对科幻的热爱与理想，带着一众编辑靠出版其他市场化读物如《晚安故事365》的收入，来供养杂志的发行，撑过了中国科幻期刊最艰难的时日。此间中国科幻并非一片荒芜，如《小灵通再游未来》连载发表于1984年，1986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程嘉梓的长篇考古科幻《古星图之谜》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科学文艺》和《智慧树》杂志1986年联合举办了第一届科幻“银河奖”的评奖活动，吴显奎的气象科幻小说《勇士号冲向台风》（1985年）等23篇作品分获甲、乙等奖。科幻“银河奖”自此走上历史的前台，成为推动中国科幻发展的重要力量。张静、洪梅等女作家获奖，成为科幻“银河奖”此后诸多女性作者获奖的开端。中国科幻未来的核心研究者吴岩当年还是一位中学生，获乙等奖。

颁奖次年，《智慧树》停刊，《科学文艺》成为国内唯一专门刊登科幻作品的平台，但仍坚持在1990年举办了第二届科幻“银河奖”。已经旅美的童恩正的科幻收官之作《在时间的铅幕背后》（1989年）等11篇作品获奖。此篇是他个人认为最成功的作品，继承了《古峡迷雾》中的反帝意识，对列强侵占中国文物、意图掩盖历史的行为进行了更坚决的斗争，其科学背景则紧密结合了三星堆考古的发现。中国科幻的重要作者韩松在此届也是一位中学生获奖者，因为得到了鼓励，自此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科幻作品。

同样在此“低潮期”，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宋崇导演、张之路编剧的儿童科幻电影《霹雳贝贝》（1988年）风靡一时。这是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电影，其同名长篇小说于1989年出版。冯小宁编剧、导演的儿童科幻电影《大气层消失》（1990年）也有较好的社会反响。由此可见，郑军对于这个科幻评论与科幻报刊的“低潮”期缘由的分析也有事实依据——“低潮”主要体现为期刊受到市场化大潮的冲击，无法适应市场需要。他指出，1980年代的中国“科幻文学‘过于早熟’，社会大环境还没做好接纳它的准备”。

他同时补充：“作为科幻小说高潮的外部催化剂，当时公众对科技的热忱也有泡沫化的倾向……科学技术承载了人们过多的期待，从国家富强到个人前途，许多人都把答案放到发展科技上，本身却对科学技术缺乏起码的了解。”他认为，科幻的大滑坡毋宁说是19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科普期刊被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此，迎难而上、迎接选择的《科学文艺》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恰恰证明了他的观念。而当时的中国科幻除了极少数创作者，其他作家主要以中短篇创作为主，失去了报刊的发表平台，更导致了整体创作的萎缩。

虽然1983年的争议确实使得主力作家的科幻创作失去了官方协会和社会层面的外部助推，与市场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大量作家减产甚至创作停滞，但以热爱为动力的青年爱好者仍在前赴后继地进入科幻创作。除了前两届科幻“银河奖”选拔的两位中学生新人，另一位以热爱为食的科幻新人正在默默耕耘，为自己未来创建的科幻世界打下了地基。从18岁开始创作科幻，1989年的刘慈欣，已经完成了长篇处女作《中国2185》的初稿，但尚未能发表任何小说。中国科幻的第四时期仍是他的蛰伏期。

五、第五时期（1991-2010年）：

中国科幻再青春

1991年，《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成都成功主办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这家坚持中国原创科幻的杂志历经《科学文艺》《奇谈》《科幻世界》的三次改版，以其坚持不懈的努力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原创科幻的中坚力量。1991年的世界大会成为科幻史上中外交流的重要事件，布莱恩·奥尔迪斯、弗雷德里克·波尔、柴野拓美等45名知名外国科幻作家与中国科幻作家、编辑济济一堂。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科幻活动，反响热烈。《科幻世界》杂志从此成为中国科幻与世界科幻产业群体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此后，《科幻世界》杂志于1997年、2007年、2017年、2019年四度召开世界科幻大会，使得刊物成为中外科幻作家、学者和科幻迷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原创小说领域的发展，除了张之路、冰波、杨鹏等深耕儿童文学领域的作家和业余写科幻的潘家铮院士，其他主要成就者以刘慈欣为代表，多在《科幻世界》培育的作者圈中。因此，《科幻世界》杂志的重要性接近雨果《惊奇故事》杂志之于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作用。

《科幻世界》杂志早期以发表中短篇原创与翻译小说为主，逐渐拓展到长篇（《星云》专号）、书籍出版与长篇出版，杂志也分出译文、儿童方向的子刊，一度还包括奇幻类子刊；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量核心作者风格多样，主题丰富，展现了各个位面上的人性与社会的思考。总体而言，其中的优秀作品虽然也受到国外科幻经典的影响，但主要体现了创作者本身的文学追求，作品的多样性与这20年间整体社会文化的氛围同步。同时，由于杂志主要面向中学生与大学生群体，有着读者年轻化的特点，但又与儿童科幻的读者群体有所区别。这个阶段的读者很容易因为热爱阅读进入写作实践，于是这一时期的作者，有很多直接来自中学生、大学生的读者群，使作者创作队伍有总体年轻化的特征。这些新人的生活经验主要来自校园，因此在发掘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方面大多不如1980年代的成熟作家。但作者们结合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世界科技发展，以风格迥异的笔触描绘出他们对技术世界的构想，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杂志社非常重视发展新人，1999年4月，杂志社推出六位青年作者的个人小说集“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就体现了这种培养新人的努力。

每一到两年召开一次的杂志社笔会上新人辈出，其中不少是年轻的在校大学生或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偶然尝试了科幻题材的创作，而一旦进入找工作的阶段，纯属爱好的科幻创作就让位于现实的压力。他们中间坚持下来的那些，逐渐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坚作者。如1990年代的何夕（何宏伟）、星河、柳文扬、凌晨、潘海天、苏学军、杨平、刘维佳、赵海虹……21世纪初的陈楸帆、程婧波、罗隆翔、夏笳（王瑶）、飞氘（贾立元）、长铗、迟卉、郝景芳、钱莉芳、江波……都在当代中国科幻创作中大放异彩。姚海军编辑制作的科幻爱好者内刊《星云》，成为这一时期联系读者与作者、大学社团和编辑的重要桥梁，他也在这一时期加入杂志社，并逐渐成为第五、第六时期中国科幻作品编辑、出版的中坚力量。

在上一时期以中学生身份开始创作的吴岩将主要精力转向科幻研究，作为中国科幻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他为当代中国科幻研究培养了许多新生力量。而他对科幻创作的热情经过长久的酝酿，将在第六时期产生丰硕的成果——以1970年代为背景的或然历史科幻《中国轨道号》。同为中学即入门的韩松进入新华社工作，成为当代中国科幻最重要的宣传员。韩松的创作风格多变：时而诡异幽暗，时而辽阔壮美；时而阴郁滞重，时而奔放狂狷。他的小说因此成为中国当代科幻中极为独特的存在，被称作“先锋文学在新世纪的变奏和延伸”。

另一位中学生作者陈楸帆小试牛刀后进入蛰伏期，2000年后回归，以《鼠年》《G代表女神》《未来病史》《巴麟》《荒潮》等充满现实观照的短篇与长篇科幻成为中国科幻“纯文学向”的代表作者。

《科幻世界》的作者队伍中还有继续创作的上一代作者，如晶静（张静）以《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盘古》等一系列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创作了多篇科幻中短篇小说，建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1980年代开始业余创作科幻的绿杨，多年来坚持创作老科学家鲁文基系列的硬科幻小说，建立了一定的读者基础。而中年开始科幻创作的王晋康出手不凡，开篇《亚当回归》就以深邃的思想打动了读者，获得第五届科幻“银河奖”一等奖。此后，在1990年代，他的小说以苍凉凝重的笔锋、深邃锐利的思考、跌宕起伏的故事建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天火》《生命之歌》《豹》《养蜂人》《蚁生》《十字》等优秀力作感染了《科幻世界》的广大读者；由于产量巨大，他部分小说的叙述风格也受到1990年代流行的通俗文学的影响，但在他的核心篇章里，这种影响比较轻微，或已进行了纯文学化的改造。

1990年代大量科幻小说的引进让作者们对科幻的理解直接“与国际接轨”，于是年轻作者们更热衷于努力卸掉科幻的“科普”与“儿童文学”牌子，视之为紧箍咒，尝试在科幻场域内进行各种文学实验。但如何界定科幻这个文类？当时的《科幻世界》杂志依赖市场化发展，青少年读者的定位使之与纯文学保持距离；通俗属性强烈的作品可以增加其可看性，但又会使科幻坠入美国科幻早期发展时“纸浆科幻”的低端发展时期，因此为编辑、作者们所不喜。同期港台小说从各种渠道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其中倪匡的“卫斯理”“原振侠”系列和亦舒言情小说中都有不少采用科幻题材，流传甚广，读者群巨大；不过，在部分科幻读者中存在“鄙视链”，往往刻意忽视通俗领域的科幻题材。如何寻找其中的平衡？

关于“核心科幻”的讨论开始出现，这个名词由王晋康提出，但相关争论在圈内已经延续很久。王瑶对此的评价非常精辟，很好总结了笔者亲身体会的这一过程：在争议和作者们的实践中，“科幻的文化主体性开始浮现并成型”。

恰逢世纪之交，网络时代带来了连通世界的新速度。国人对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与世界的感觉同步。互联网、千年虫、克隆技术、转基因……所有这些技术带来的不确定的未来与忧患意识，都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得到了体现，甚至科幻小说，成为最适合体现这类忧患意识的文类。星河的《决斗在网络》（1995年）、王晋康的《豹》（1998年）、笔者的《伊俄卡斯达》（1999年）都是这样的代表。

作者们在对科幻这一文类进行探索时，有时感到迷惘，前代作家们反复争议过的同类问题和产生的经验，当时并未被有效传递下来。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的开拓者星河与杨平都曾表达过这种创作中的犹疑，但终于接受：“科幻的意义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的夸张折射，也可以是真实现实的拓展延伸。”同时，如何将科幻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也是这一时期的探索方向。就如童恩正发掘的“中国第一个机器人——偃师”的故事，在潘海天的《偃师传说》（1998年）、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2003年）中被重新演绎；而钱莉芳以楚汉战争为背景的科幻历史长篇《天意》（2004年）更创造了1990年代之后，非少儿类科幻长篇的第一次市场惊喜。

科幻创作群体中还有一些作者，并非因为自身是铁杆科幻迷才进入这个圈子；他们为创作文学而创作科幻，而《科幻世界》杂志社重视培养新人的态度和在创作上的开放与多元、笔会上文友交流的快乐，都让他们愿意深度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常年耕耘，用文字建立起自己的“科幻世界”。

1999年夏天，《科幻世界》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发表“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主题，与高考作文撞题，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7月的成都笔会上，新任主编、一年后以《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阿来请来《小说选刊》编辑冯敏和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蓝仁哲为作家们上文学课。将科幻作为优秀的文学来创作——这种理念打动了许多与会的作者。首次参会的刘慈欣后来也曾谈起这次“文学课”给他带来的有益养料。

这位时年36岁的工程师是当年刚发表新作的“新人”，1999年笔会时他带来了自己创作的十个故事。阿来让参会的作家们提前阅读了这些故事，在之后的笔会上进行了非正式的新人刘慈欣作品研讨。与会者大多对这位新人给予了很大肯定，其小说场景的宏大壮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慈欣此后以每年多篇的速度，在《科幻世界》迅速发表了自己长年积累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科幻界闪亮的“超新星”。

每一个作者都无法摆脱他成长时代的整体文化烙印，在刘慈欣早年的创作中也有1960年代生人的独特痕迹。虽然刘慈欣的作品以宏大的宇宙美学著称，但就笔者看来，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在于他作品中强大的信念与理想主义者特有的执着。这些信念与其说来自阿瑟·克拉克的小说或俄罗斯文学，不如说来自这片历史悠久、灾难频仍，但光明与黑暗同行的土地。他说，“比起对黑暗和灾难的想象力来，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力一贯贫乏……更多地受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就这么艰难，只能比现实稍前一步……我只作了一点小尝试”。1990年代以来，文学世界弥漫着解构主义的风潮，“消解崇高”被当作一种先锋的姿态。而刘慈欣的小说大多属于建构的文学，不管面对何种困难与危险，平凡人无惧牺牲的勇气和崇高的心灵给读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从《带上她的眼睛》获得1999年科幻“银河奖”一等奖开始，刘慈欣一路高歌猛进，以《地火》《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微纪元》《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国太阳》《朝闻道》《诗云》《思想者》《山》《赡养上帝》等经典中短篇和《超新星纪元》《白垩纪往事》《球状闪电》等优秀长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实读者，直到他奔涌的想象在《三体》三部曲中形成巨大的井喷效应，终于让他的影响冲破科幻圈，进入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

虽然《三体》和刘慈欣的巨大影响要到《三体》第一卷英文版获得“雨果奖”后才产生了扩大效果，但就科幻的内生发展而言，中国科幻的作者们，在面对《三体》这样的作品出现时，明确地感觉到中国科幻发展史上的界碑已然出现。作为带着惊喜目睹过一切发生的在场者，此处笔者愿抛开客观评论的零度立场，以深度参与者与见证者之口说出：之后的时代，都是后《三体》时代。

六、第六时期（2010年至今）：

后《三体》时代的中国科幻

刘慈欣的《三体》以其作品的复杂性、思想的宽阔性和叙述的多样性，足以成为中国科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文本。这一时期，由于《三体》三部曲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阅读热潮和各界关注，越来越多优秀的作者进入科幻创作领域，如阿缺、杨晚晴这些其他文类的创作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科幻创作，并成为主力创作者。影视资本进入科幻领域，开始大量进行前期IP的收购。出版界对科幻的兴趣提升，越来越多的科幻作者开始投身长篇科幻的写作，中国科幻进入“长篇时代”，开始看到产业化的曙光。《科幻世界》时任主编、现任副总编姚海军在出版领域，韩松在宣传领域，董仁威在组织领域，吴岩、三丰和李广益在研究领域，共同对科幻的产业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状况，吴岩团队从2016年开始，每年发布《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对当年度的科幻阅读、影视、游戏、周边产品等领域的成长数据进行评估，以期给管理机构和从业者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2019年，中国科幻研究中心陈玲团队也加入报告的研发，使报告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该产业报告已逐步建立了良好的业内口碑，成为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的重要参考。

同时科幻奖项也进入井喷期，在科幻“银河奖”之外，各类民间奖项迭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董仁威等人发起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的“华语科幻星云奖”、亚太科幻大会的“引力奖”、全国高校幻想类社团的“未来科幻大师奖”、北京市科普门户网站“蝌蚪五线谱网”主办的“光年奖”、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主办的“晨星·晋康奖”、火星小镇和八光分文化等主办的与地方特色旅游业发展结合的“冷湖奖”、腾讯公司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共同创办的影视开发类奖项“水滴奖”，等等。这也是新人辈出的时代，江波、张冉、宝树、阿缺、顾适、糖匪、刘洋、杨晚晴、灰狐、王侃瑜、索向夫、梁清散、谢云宁、七月、王诺诺、E伯爵、双翅目、昼温、陈梓钧、万象峰年、吴霜、念语……在“百年百篇”选本无法覆盖的2017年之后，中国科幻继续繁荣，涌现出白贲、石黑曜、段子期、慕明、分形橙子、天瑞说符等出手不凡的新人作者。随着科幻创作的整体大爆发，少儿科幻开始被细分出列，彭柳蓉、超侠、马传思、陆扬、赵华、麦子等优秀作者贡献了一系列少儿科幻中短篇和长篇作品。

这一时期，宋明炜、刘宇坤、倪雪婷、王侃瑜和于晨等人选编的多部中国科幻选集在英美出版社翻译出版；与早年“出海”后默默无闻的少数选本不同，这些选集广获业内好评，不少已扩展出其他多语种的译本。微像公司与美国《克拉克科幻小说》（电子杂志）、八光分公司与美国《银河边缘》杂志进行的中国科幻小说译介项目，都成为向海外介绍中国科幻的稳定平台。随着《三体》第一册的英文版Three Body Problem（2014）获得2014年“雨果奖”，中国科幻出海迎来新阶段。这座“雨果奖”连同之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的获奖，给国内科幻业界带来很大的推动。

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成功登上年度票房第二名，让科幻小说真正意义上“破圈”，带动了全社会的科普热潮。2023年《流浪地球2》引发的热潮，则推动科幻成为更具全民影响力的文化样式。

在技术日益迫近现实生活的后科幻时代，如何继续探索人类的未来？如何创作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核，而不仅仅套用文化标签的中国科幻小说？这些都成为当代科幻作家们殚精竭虑思考的课题。

《三体》和刘慈欣小说的巨大影响，为科幻产业和科幻创作者们带来了国家级的关注度和具体的红利。今天的科幻创作者拥有了很多以往不可以想象的条件。比如，创作之后可以直接将小说发给相关领域的专家，有时甚至是国家级的专家，请他们做小说的技术顾问。每年重要的科幻会议与论坛不仅探讨文学问题，也会请前沿的科学家探讨技术问题，为科幻作家们带来最新科学发展的前瞻性报告，让科学家与科幻作者产生良性的互动。

同时，由于中国在航天技术、5G、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整体上升期，这给中国科幻带来了另一个关注度的红利。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而当他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的时候，往往会关注中国的科幻文学，期待从中看到中国科技发展对人民生活和思想的改变。这是国家整体的科学发展给个体科幻作者带来的红利。就如《三体》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也与它背后有一个正在上升的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部优秀的作品本身带来的巨大反响，又反哺了整个中国科幻。

《三体》为中国科幻打开了大门，让中国科幻成为世界的科幻，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窗户。下一部引起巨大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不会是类似的作品，反而更可能是不同风格、不同故事模式的小说，任何成功的作品只能是它自己。

七、结语

从晚清到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从萌芽到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发展，今天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锋力量。毋庸置疑，艺术创作有极具个性化的一面，创作者们主观上往往相信：自己的创作应基于个人内心表达和情感经验，经常排斥强调创作的时代性和外部环境。然而客观上，每一个时期的科幻小说都无法彻底脱离所处的时代土壤，展示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底蕴。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多轮“五年规划”中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使得科学普及再度承担起文化重任。在这一轮科学热的推动下，科幻作家们得以走入航天基地、核能电厂等技术现场和科研前线采风，直面现场的真切体验给他们带来与“面壁写作”截然不同的新风，也为中国科幻的多样化、立体化、深度化的全面发展打开了可能。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东方学刊》2023年第2期，第2-21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内容来源

本期策划 | 《东方学刊》、复旦大学新学术网

本期编辑 | 学术君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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